一个作家留给人的印象，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作品，而往往与主流意识的青睐与否有关系。比如林语堂，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是一个幽默作家。这固然不错。因为他的作品中，这类文字很不少。但他也有不少不闲适的小说，和谈不上幽默的评论。只以“闲适”二字概括他的创作，未必算知人论世之语。尤其那部《中国新闻舆论史》，更与闲适等等毫无瓜葛，倒可以说是平和之人的愤懑之作。

　　《中国新闻舆论史》写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语堂受赛珍珠之邀，到美国去写作了。刘小磊先生翻译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书前，有宁树藩教授启人心智的序言。宁教授说，林语堂这本书对国民党政权不是一般性的批判，而是把它作为我国历史上罕见的范例来对待。盖书中之林氏断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一九○○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其新闻事业“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之路”。宁教授说的“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即那时的德、意等法西斯国家。

　　宁教授提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语堂赴美的当年，这本书在上海由英商凯利和威尔士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在美国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曾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但在国内，此书却长寂无闻。

　　一九七六年以前，大陆出版的书刊文稿中，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宁教授分析这一现象时，客观地说：“本书出版不久，国共联合抗日的趋向日益显露，反对国民党专制的舆论已在淡化了，其后原因要复杂些，‘左’的思想观念当是其中一条。……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我国不少学者对林语堂当年和左翼文坛的矛盾斗争的性质作了不同程度的扭曲。”

　　究竟与那些闲适的作品有何不同，有说服力的还是林语堂自己的著作。林氏全书的视野虽然及于古代和现代，但就史料的丰富程度和论述的深刻性而言，现代部分则好于古代。

　　袁世凯取得政权以后，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便开始堕落了。袁世凯对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新闻采用查禁报馆、逮捕编辑等手段，民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五百多家报纸只有几十家保存下来；军阀张宗昌不加审判就杀害了《京报》的主笔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一九三一年五位共产主义作家饱受拷打之后，惨遭杀害；一九三三年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被绑架；一九三四年成舍我《民生报》揭露汪精卫集团一个官员贪污案，遭到关闭、逮捕；一九三五年《新生》登载《闲话皇帝》影射日本天皇，杂志发行人杜重远被判刑。

　　林语堂也没有忽视报刊本身缺乏道德，对报刊业的戕害。抨击腐败的作者和编辑，拿到高薪或被收买。这种不良的道德行为，更能减低人们对报刊的尊重，使人对空谈爱国的、不知羞耻的作家不屑一顾。

　　不须多引，人们从字里行间见到了另一个林语堂，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讲，是一个与“幽默、闲适的人生情调毫无关系”的林语堂。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李恩柱)